一代儒宗钱大昕

       钱大昕（1728一1804），字晓徵，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音韵学家和金石学家，他在清王朝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下，锐意治学，在整理和保存祖国古典文献方面，建树甚多，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清雍正六年（1728）正月初七，钱大昕出生于嘉定望仙桥乡（今属外冈镇）河东宅一个塾师的家庭里。祖父钱王炯是康熙诸生（秀才），学识渊博。父亲钱桂发是雍正诸生，在家设私塾教授学童，对儿子的教育尤为注重。在家风的熏陶下，钱大昕从小聪颖过人，2岁能识“玉”、“而”两字，3岁能诵读外祖父家堂上的匾联，5岁进入私塾读书，15岁中秀才、入县学。由于家境清贫，18岁时不得不同祖父、父亲一样，走上了应聘做塾师的道路。在这同时，他在嘉定南部的小镇坞城（今闵行区诸翟）的一户顾姓人家当塾师，顾家藏书较多，他抓住一早一晚教书的空余时间，潜心研读了《资治通鉴》和不完整的“二十一史”，并萌发了开拓祖国史学，这一丰富宝藏的雄心壮志。

       青年时代的钱大昕曾醉心于诗歌创作，钱大昕年轻时以诗文知名，他得到祖父钱王炯的指教，谙习诗经风雅，精研唐宋诗词，诗的风格在白居易、刘商之间，散文近于欧阳修、曾巩及归有光。清代文学家沈德潜曾刊录钱大昕、王鸣盛、王昶、吴竹屿、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7人的诗作，名《江左七子诗选》，此书风行世上，流传海外，得到士林交口称誉。当时，性灵派大诗人袁枚也很赏识钱大昕的诗才，俩人经常答诗唱和。后由于师长的劝止，钱大昕才改攻经史，词章才艺为经史成就所淹，但仍有《诗集》、《诗续集》各十卷问世。

钱大昕22岁时进入苏州紫阳书院读书，受业于清代著名学者王竣、沈德潜等，并与书院同学王昶、诸寅亮、王鸣盛等“以古学相策励”，经义学术得到很快进步。乾隆十六年（1751），钱大昕24岁，恰逢乾隆皇帝南巡，江浙士子都进赋献诗。钱大昕奉命献赋，被列为一等；又被召复试，因成绩特异而被赐为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之职，由此进入仕途。27岁时参加全国会试，与王昶、王鸣盛同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官职。在20余年的京官生涯中，他以学识渊博而知名翰林，与清代有名的文学家纪昀齐名，时有“南钱北纪”之称。

钱大昕为人友善，在京为官时期，他与四方名流交游，论文道古，互相切磋。老友如王鸣盛、王昶、曹仁虎，新知如纪昀、朱筠、毕沅、赵翼、程晋芳、陆锡熊、卢文弨、翁方纲等，还有同年、同官以及慕名相访之学人名士，极为广泛，都是一代名流。钱大昕在《炙砚集序》一文中说：“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夫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议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思寻家庭长枕大被之乐，翻不可得，故尝谓朋友之乐，惟京朝官所得惟多。”钱大昕与戴震相识订交的故事为人称道，戴震因在家乡受到豪强的迫害，流落到北京，生活无着落，找到钱大昕求助，钱大昕在《戴先生传》一文中说：“（戴震）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随后，钱大昕向秦蕙田推荐戴震，秦大喜，遂延聘至家中，助秦编纂《五礼通考》。又介绍戴震与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相识。自此，戴震名重京师，“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钱戴订交，引为知己，二人业有相通，学各有长，建树高深，分别成为乾嘉考据学吴派和皖派的代表人物。

       钱大昕先后奉旨参加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一统志》、《续通志》等书。直到乾隆三十九年，也就是在他47岁时，官至提督广东学政。第二年夏天其父亲去世，他回家守制，从此再未入京做官。服满后，他转任钟山、娄东、紫阳三家书院院长近30年。嘉庆九年，钱大昕逝世于紫阳书院，享年77岁。后由长子钱东壁扶柩归里，安葬于外冈镇钱家墓地。生前好友、清代学者王昶为其作墓志铭（今存嘉定博物馆）。此墓毁于1966年，修复于1985年。修复后的钱大昕墓碑由著名学者、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先生题写，并已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

       钱大昕的一生，以知识渊博、治学有成而闻名于世，他并通诸学，著作丰硕，堪称一代名儒。

       钱大昕的主要功绩在于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清乾隆以后，考据学逐渐由考经转为考史，钱大昕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史学者中的佼佼者。他耗费15年的精力，撰写成《廿二史考异》一书，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对除《旧五代史》和《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和注解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医学、法律、民族、音训和典章制度等进行了缜密地考订和仔细地文字校勘。这部专著共一百卷，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同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是研究整部二十四史的参考书，而《廿二史考异》在这三部著作中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廿二史考异》这部不朽的史学名著是钱大昕一生史学成就的结晶。另外，钱大昕敢闯别人所不敢问津“冷门”，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元史的研究上。当时的历史考据多偏重于古代，而钱大昕却以略古详今的原则，对宋、辽、金、元的史实考据用功较深。尤其是元史，由于历史遗留的资料很少，研究、考据困难很多，他却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如《元朝秘史》这部书，数百年无人问津，《四库全书总目》只是附带提到。《元典章》、《圣武亲征记》二书，《四库全书总目》也只摒入“存目”。再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前人只在《辍耕录》中见过书名，毫不重视。而这几种书，在资料缺乏的元史中，却是最基本和最可贵的史料，经过钱大昕的发掘才流传开来，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相继投身于对它的研究、校勘和注释工作，从而填补了我国元史研究的空白。

       钱大昕幼年跟祖父学习训诂学和音韵学，受过严格的训练。他在音韵学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古无上舌音”的卓越见解。他运用这些知识在史籍的考订上解决了许多前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而今这些见解已成为现代语言学家公认的定论，给后世语言、音韵学大师章太炎、黄侃等以极大的影响。钱大昕还十分注重金石学的研究，他强调古器物、碑刻铭文、考古材料可同纸上材料相印证。他搜得金石碑刻2000余种，对其中800余条撰写了跋尾，著有《金石文跋尾》、《金石文目录》多卷。

钱大昕除在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取得成就外，在经学、天文、官制、训诂、中西历算、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所造诣。他又是一位教育家，早在18岁时，就在家乡授徒讲学，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传授于未入科第之门的学生，受他教育和影响过的族人钱大昭、钱坫、钱塘等都为清代有名的硕学大儒。他入仕京城，也主要担任朝廷的教育官职。退休归里后，他又应聘南京中山书院、太仓娄东书院和苏州紫阳书院，学生多达2000余人，皆精通古学之士，发名成业者不可胜计，其中以李锐、夏文寿、张燕君等最为著名。钱大昕晚年多病，但仍坚持教授，甚至在去世的当天仍在与学生讲述经义。

       一代宗师钱大昕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影响深远。他的学术成就丰富了祖国文化典籍的宝库，他的治学精神激励后人勇攀学术高峰。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古代名人之一。清嘉庆十六年（1811），钱大昕因德高望重、嘉言懿行、著作丰瞻入祀嘉定乡贤祠，成为嘉定50乡贤之一；民国三十四年（1945），江苏省评选有益于国家，有功于民族，可为人伦表率” 的乡贤30名，钱大昕为其中之一。钱大昕在城内的故居“潜研堂”，已迁至嘉定北部浏岛风景区，并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 。

钱大昕的学识地位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清代学者江藩称钱大昕为“不专制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 的“一代儒宗”；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称他为“清代史学第一家” ；现代史学大家陈垣更是说：“平生最崇拜的就是嘉定钱辛楣先生。”1997年，嘉定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专家，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定钱大昕全集》10册本。

作者：陶继明